政策解读“双一流”:国家战略下教育政策的转型

“双一流”:国家战略下教育政策的转型

 

      一个后发国家如何才能实现高等教育的现代化?在国际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的思想是美国波士顿学院阿特巴赫教授的“依附论”分析框架。他认为,第三世界国家的高等教育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之间是依附与被依附的关系,在学术界表现为一种边缘与中心的关系,后发国家的高等教育现代化本质上是一种边缘走向中心的过程。从中国的实际情况看,改革开放以来经历了近四十年的经济高速增长,高等教育经历了“大发展、大变革、大提高”,为经济社会的持续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依附论”的框架,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发展道路。

  

      建国之初,中国国力较弱,属于典型的穷国办大教育。高等教育系统是在接管解放前大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反映到高等教育领域就是“一包二统”,即“国家包下来,政府统起来”。由于公共资源稀缺,这个阶段的高等教育只能是小规模的精英教育,其目的是培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所急需的高级专门人才。中国高等教育系统也从解放前的参照美国模式,转向了参照苏联模式。从教育与科研的关系来看,仿照苏联的体制,大学教育与科研相分离,高校主要聚焦于人才培养,科研以科学院等独立的科研院所为主。由于资源有限,不可能全面同等地建设所有大学,中国从建国之初就启动了重点大学建设。1954年,中央发文指定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6所重点建设大学。1959年,中央《关于在高等学校中指定一批重点学校的决定》指定了16所全国重点大学,几个月后又增加到了20所。1960年,《中共中央关于增加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决定》再增加44所,至此全国重点大学累计达到64所。总体而言,这个历史阶段的重点大学建设战略可以概括为:政府一包二统,指定重点大学,聚焦人才培养,科教适度分离,服务经济建设。

  

      文革期间,中国高等教育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停滞发展。“拨乱反正”后,邓小平提出:“四个现代化,科技是关键,教育是基础。”他认为重点高校是科研的一个“重要方面军”,建设重点大学“既是办教育的中心,也是办科研的中心”。1978年《关于恢复和办好全国重点高等学校的报告》恢复了文革前60所全国重点高等学校,并增加28所,重点大学合计达到88所。1981年国家建立了学位制度,大力推动研究生教育,就是推动科教融合的有力举措。由于研究生教育经费紧张,当时专门从总理的总预备费里面拨出2000万给88所重点大学,主要用于“博士学科点专项科研基金”。1983年,我国授予了第一批18个博士学位。中国的研究生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100多年来中国博士生培养主要靠国外的状况,实现了博士生培养基本立足于国内的战略目标。1985年教育体制改革提出要建设一批重点学科,自然形成一批“两个中心的大学”。这本质上是从重点学科建设入手,形成一批既是教育中心,又是科研中心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按照改革的既定思路,重点学科不是人为指定的,重点大学也不是国家分封的。1995年,中央提出了“科教兴国”战略;跨入21世纪,中国提出建设创新型国家。高校在科技创新和高素质人才培养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独一无二的作用。“211工程”建设在这个宏观背景下,延续了重点学科建设的基本思路。其重点是要将博士生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相结合,在博士点、国家重点实验室建设等环节都体现这种结合,如果一所大学的重点学科数量不断增多,达到一定规模,就自然成为重点大学了。1998年的“985工程”建设明确提出“为了实现现代化,我国要有若干所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的一流大学”。这些大学的共性特征为:中央直属全国重点大学,具有若干院士、国家重点实验室、国家重点学科、博士点、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博士后流动站、教授任职资格审批权、研究生院、研究生招生自主划线权。重点建设走向了一流学科和一流大学齐头并进的新阶段。

  

     虽然211、985政策有力地撬动了中国“塔尖”高校的建设,但是仍然留下了不少遗憾。首先,高等教育的体制机制改革相对滞后,大学在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和产生重大原创成果方面仍然乏力;第二,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发展很不平衡,中层和底层高校的办学资源明显不足,学生培养质量参差不齐。第三,社会对本国高等教育质量缺乏信心,出国留学潮导致高等教育服务贸易的显著逆差。第四,在高等教育重点建设内部存在“身份固化、竞争缺失、重复交叉等问题,迫切需要加强资源整合,创新实施方式”。此外,1980年启动“政府对高校松绑、高校对院系松绑,院系对教授松绑”,导致高校基层学术组织和学术人员逐步建立起了经济意识和效益意识,单位创收、个人创收导致了学者精力的耗散。阿特巴赫教授长期坚持观察中国高等教育,他认为中国高等教育取得瞩目成就,但是过度官僚化,缺乏精英的学术文化,已经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真正跻身世界一流的“玻璃天花板”。

  

      中国历来将教育发展战略作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来对待,而不只是看做教育系统内部的事情。国民经济的每一次重大转型,背后都有着教育发展战略的重大调整。高等教育与科技创新是事关国家命运的核心战略,没有世界顶尖的高等教育,就不可能产生具有世界竞争力的人力资源,也不可能产生奠定国家比较优势的科技创新成果。在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将为“经济结构优化、发展动力转换、发展方式转变”提供科技、人才和精神的三重支撑。中国高等教育结构调整政策日趋明朗,“双一流”政策、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政策和应用性本科转型政策逐步成为新时期高教结构调整的三大支柱性政策。“双一流”建设目标指向更加明确,分为三个层次:世界一流大学前列、世界一流大学行列、世界一流学科前列或行列。无论哪个层次,一以贯之的以重点学科建设为核心不会变,最终都要排队显高低、循证看成效。“双一流”政策也将从制度上突破一流大学建设“玻璃天花板”,逐步走向整体拨款、整体建设和自主发展的新阶段,从这个视角看,“双一流”政策是高等教育重点建设的延续,但重点建设将再不局限于“双一流”范围。从2012年开始,国家实施中西部高等教育振兴计划,由发改委、教育部组织实施重点扶持一批有特色有实力的省部共建或省属重点大学,计划重点支持建设中西部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00所地方高校的发展建设。其目的是振兴中西部高等教育,促进我国高等教育协调发展。一批本科院校向应用型转型政策,则定位于促进高等教育的分类改革和高等学校的特色发展,破解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的结构性矛盾。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许美德教授认为,阿特巴赫教授的解释框架是西方中心主义的,中国的高等教育现代化走过了完全不同的道路。虽然中国在最初尝试发展现代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学习过德国模式、美国模式,建国以后又学习过苏联模式,但最终高等教育的快速发展并没有整体“拷贝”过任何国家的发展模式。中国的大学制度虽有局部“嫁接”,但无整体“移植”。“双一流”政策是经济新常态下中国高等教育政策组合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原有211、985重点建设政策的延续和拓展,并不意味着中国重点大学和重点学科的重新洗牌,重贴标签。“双一流”政策也不意味着未来的中国高等教育要从阿特巴赫意义上的西方“边缘”走向西方“中心”。如果“双一流”政策仅仅聚焦于如何提升中国大学的西方学术水准,中国高等教育将落入“依附论”的窠臼。香港大学李军教授认为,中国大学将来的成就应该把促进世界文明对话和民主社会为己任,给世界一流大学提供一个可替代的发展模式。

  

      正如《大学》所言,大学(Great Learning)的终极目标应当是:彰显高尚道德,使人弃旧图新、弃恶扬善,从而达到至善的境界(“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如果“双一流”政策追求精神层面的世界级大学(World Class University),而不是技术和指标层面的世界一流大学,聚焦于推动中国大学融入国际社会,主导全球创新,促进文明对话,增进人类福祉,引领世界可持续发展,那突破中国高等教育强国建设的“玻璃天花板”就只是时间问题。

 

作者: 张端鸿   来源: 上海观察  2016-08-30